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长三角经济走得好，全国经济也比较好；长三角经济走得不好，全国经济也难以令人满意。2003至2011年，长三角经济增长慢于全国，中西部增长虽然较快，但结构失衡越演越烈，酿成了产能过剩、债务、生态等问题。长三角走在前列以及带动全国发展，是沪苏浙三地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尤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长三角更需要进一步发挥全国经济增长引擎的积极作用，为全国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长三角崛起的新趋势

长三角崛起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事件。改革开放前，长三角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1952至1978年，长三角沪苏浙三地的国有投资合计，仅占此期间全国国有投资的10.1%，仅为三地1978年GDP占全国18.6%的54.3%。

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因为历史的深厚积累加之其它地区发展较慢，仍呈一花独秀，而江苏和浙江已黯然失色。1978年，上海GDP占全国的7.9%，江苏、浙江GDP合计占全国的10.7%，仅比两省当年人口占全国比重高0.7个百分点。然而，上海当时面临严重的城市发展滞后问题。当年从上海徐汇区打电话给闸北区，电话打通速度甚至还没有乘公交快，且通话质量很差。浙江1978年人均GDP仅331元，只有全国平均的86%，江苏亦仅430元。

改革开放至今，长三角走在前列经历了“弱化—增强—弱化”的变化。

第一阶段：1978至1990年的弱化阶段，由于上海缺少活力，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降至16.8%，下降2.4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1990至2005年的增强阶段，随着上海国企改革加快以及浦东开发开放，经济发展加快，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达到20.7%，上升3.9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2005至2013年的弱化阶段，主要是要素闸门关紧导致江苏浙江粗放外延增长受阻，且中西部建设用地大幅增长助推其投资大幅增长、经济增长明显加快，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降至18.8%，下降1.9个百分点。

从GDP增长看，长三角走在前列新格局显现于2014年，但基本原因却与上述的第三阶段状况有关。2011年以来，国内若干重要经济指标断崖式下滑，而长三角因此前的粗放外延增长受到压制，受到的不利影响反而相对较少，从而总体表现相对较好。

长三角形成第二轮走在前列的增强阶段。2013至2017年，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从18.7%上升至19.6%，上升0.9个百分点。虽然长三角这两年上升势头放缓，但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经济增长仍整体快于全国。

长三角进一步增强对于全国财政的支撑。2017年，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缴中央财政估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关税合计，长三角财政收入总计约5.8万亿元，占全国同口径财政收入的24.9%，大大高于GDP占全国比重，更是全国少有的财政净上缴省份。

另据计算，2016年沪苏浙国税属中央财政的收入部分，合计约2万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的27.6%。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三地以中央金融机构为主的央企等的利润上缴，则长三角财政在全国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长三角进一步增强对于全国商品出口的支撑。2017年，长三角商品出口合计89819亿元，占全国的58.6%；如与广东出口合计则占全国的86.1%。尽管今后国内经济增长将是消费主导，但对一个进口原油占2/3多、进口铁矿砂占4/5多、进口高端芯片占90%多的大国来说，促进商品出口是发展的命脉，由此也进一步决定了长三角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地位。

蕴藏区域发展客观规律

如果长三角没有走在全国前列，那一定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

事实上，在浙江经济没有走在全国前列的改革开放前的岁月中，中国经济确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全球经济以沿海地带为主体而展开。长三角是中国沿海地带最大的一块沃土，这决定了长三角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1、美国和日本经济长期向沿海集聚

根据搜集到的数据，美国经济从1963年以来持续向沿海集聚。1963年，美国沿海23州和华盛顿特区的GSP（Gross State Product  州生产总值）占全美的比重，从45.5%上升至2013年的52.3%。此期间美国人口的集聚，“熨平”了区域发展差距，这23州和华盛顿特区，1960年人口比重46.7%，2013年为50.8%，沿海人均GDP仅稍高于全美平均。

日本经济，也长期向东京至大阪的太平洋沿岸直线的约400余公里区域集聚。1955至2011年，这一区域GDP占日本46.3%，上升至占54.6%；同期人口从占日本35.0%，上升至2016年的48.7%。人口集聚“熨平”了经济集聚，日本区域差距较小。

据此而言，长三角2005至2013年GDP占全国比重出现下降，并不符合区域发展客观规律。正如樊纲和王小鲁所指出的，在这段时间，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市场化水平成反比，并非正常现象。

2、长三角农业社会发展的积极三角

浙江在农业社会，内在地具有一个区域发展的积极三角，分别是土地、气候和人口。其中的任意一个方面，都在给定条件下，对另两方面具有较强激励和较弱约束，从而促进浙江发展。这一分析，也适用于上海和苏南地区的农业社会。

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气候。浙江、上海和苏南地区，光照充分，雨量充沛，光热水气同步。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区域农业发展特点，就是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也就是说在长三角，只要对土地予以劳动投入，土地就会有相应产出。然而，这也导致人口较快增长，于是促使农民继续增加对于土地的劳动投入，于是土地产出进一步增加。

正是这一积极三角，促使长三角农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勤劳、精明、务实、开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而且也正是这一传承自农业文明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成为当代长三角人民创业创新的精神文化支柱。

因此，再加上位于沿海，长三角当代发展走在前列，实属历史必然；既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也具有较强的外来知识等要素的促进。长三角未来发展，虽然物质生产仍有较大空间，但相当程度将取决于知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就进一步使得农业社会传承的文化将有新的积极作用。

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是只有长三角等不多的省份才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中西部降雨量通常在500至600毫米以下，东北地区的无霜期不到半年，因此，这些地区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对于劳动投入不可能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由此也深刻影响了这些地区农民的行为和社会文化。

3、长三角的高密度均质化空间

以宜居空间人口密度而言，长三角无疑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区域之一，而这显然是独特的气候因素和较高的亩均产出所致。如此较大区域内有较高人口密度，国内以长三角为最。

这就大大降低了区域发展成本。经济主体能在较小空间内低成本地获取要素供给，同时能低成本地销售产品，能较快地在较小区域内形成最起码的规模经济，创业难度较小；同时也导致区域内任意一个点均具有较好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条件，而这些显然是低密度区域所不具有的，由此导致经济发展难度较小。

进而，在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局面下，由于短途运输成本大大低于长途运输成本，导致区域内距离的“相对消失”，导致全区域的投资环境均质化，有利于形成低成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增强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长三角人均GDP差距大大缩小。1978年，长三角76个县和县级以上行政区域，人均GDP最高的5个地区为最小的5个地区的9.1倍，2004年缩小到6.3倍。2017年，浙江11市人均GDP均已大大超过或接近6万元，人均GDP最低市与上海差距已缩小至1/2。

长三角“一花独放”较快转变为“百花齐放”，形成“后长三角”发展格局。

4、长三角的双子星座物流体系

这是全世界大湾区少有的一个优势。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构成了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态势，建构了长三角独特高效的物流体系。

这一格局极大地有利于货主。上海港以集装箱运输为主，腹地较大；宁波-舟山港以散货运输为主，腹地同样较大。杭州湾-钱塘江两岸的集装箱运输，较少跨江湾运输，但也互给对方以竞争压力。同时幅员宽阔的高密度空间，使得“双子星”座物流体系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性，形成对于国内和全球其它区域的物流优势。

空间经济学有“冰山效应”之说，即货物在运输途中具有成本增加等导致的价值损耗。而长三角则因高密度空间的高效率物流，优化了产业链和价值链，降低了采购供应成本，形成货物在物流过程中增值的逆“冰山效应”。

长三角该怎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五年计划（规划）“建议”，曾于1990至2005年提出将发展重点放在中西部，2005年才重新提出鼓励东部率先发展。这段时间，也正是长三角走在前列大大增强的时期。

对于长三角来说，即使发展格局有所不利也能相对较好发展；如果发展格局和发展战略符合客观规律，则能发展得更好，能更好地担当起全国发展引擎作用。

1、稳步促进人口集聚

人口是区域发展的最活跃因素。稳步推进人口集聚不仅能增强长三角发展活力，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和促进中西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GDP占全国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人口比重提高0.479个百分点，整体集聚能力显然较弱。尤其是上海人口自2013年以来，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如果不增强长三角人口集聚能力，不但影响长三角，也不利于全国发展。

美国和日本的人口，至今仍在向沿海集聚。美国沿海23州和华盛顿特区，1900年至2013年，人口比重由38.0%上升至50.8%，上升12.8个百分点。其中包括加州的美国沿海经济活跃12州的人口比重，2000年为36.8%，2013年为37.9%，上升1.1个百分点。对日本采取不同数据分析，结论都是至今仍持续向沿海集聚。东京圈人口占日本的比重，2000年为39.4%，2016年为42.3%，上升2.9个百分点。其中东京，2016年人口占日本的10.7%，比2000年上升1.2个百分点，且并未出现人居和交通恶化等问题。

2、稳步发展大中城市

长三角人口集聚较弱，主要是严格控制大城市所致。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和主引擎，但上海人口集聚长期受控。

其实根据东京发展经验，上海应该仍有相当的人口集聚空间。当前上海人口负增长，以及建设用地零增长，从长三角整体发展和全国发展的通盘考虑，并借鉴全球特大城市发展经验，比较值得商榷。过严控制大城市发展，或亦无异于自废武功。

浙江城市体系的首位城市是上海。从这一角度看，浙江城市体系总体合理，浙江大中城市发育不足主要是发展阶段所致。积极推进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地带和浙中盆地的全域都市化，以及乡村郊区化；大中城市是浙江城市体系的主骨架和中坚，小城市及镇的发展亦不可或缺，但重点应是大中城市。江苏的苏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和无锡，从空间结构言已与上海浑然一体，“同城记”已然实现，目前关键是体制和政策的一体化。苏中和苏北地区是长三角的广阔腹地，一些县城已有较高集聚率，浙江企业早已在苏北辛勤耕耘。

3、积极推进产业扩散

长三角只有促进及有利于全国其它地区发展，才能有效提升在全国的发展地位，才能取得中央政府和全国各省份的积极支持。对此，或可积极实施“三中心一基地”发展战略。

一是全国的投资促进中心。以长三角的资本积累，积极向中西部投资。

二是全国的知识生产力促进中心。既增强自身的知识生产，亦积极促进知识向中西部的应用扩散，这比物质的生产扩散更为重要。

三是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当前，国内旅游供给严重不足，中西部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待字闺中或开发不力，长三角应责无旁贷地促进其发展，这也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蓝海。

四是制造业总部基地。一方面推进日用工业品在中西部的“销地产”，另一方面在提升生态环境下推进制造业的全国布局，有重点地促进中西部制造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