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阿来作品研讨会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这场跨越三十年的文学对话，既是对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创作生涯的系统梳理，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回应人类共同命题的深度探讨。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标杆，阿来的作品始终以人性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幅连接边地与中心、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文学图景。

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四川省作家协会、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浙江文艺出版社、阿来工作室、复旦大学中文系承办。

文学高原的永恒攀登者

一部跨越四十载的文学长卷徐徐展开——从《尘埃落定》的史诗光芒到《机村史诗》的现代性探索，从《格萨尔王》的文明对话到《大河源》的生态关怀，阿来用五百余万字的创作实践，构筑起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会场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余位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都有许多感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特别指出："阿来是一位自带文化气质的作家，他的文化禀赋天然关乎民族、宗教、语言甚至生活本身。这是边地出身作家天生所具有的一种特质，成就了他们文学的独特性，而阿来无疑是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位。”阿来的独特性在于，他既深刻扎根于藏族文化的土壤，又能超越地域局限，将个体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文学表达。这种双重自觉，使他的作品具有跨越时空的持久魅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毕飞宇揭示了阿来创作的核心密码："多数作家还在母语的舒适区徘徊，阿来的创作本质上是后天习得的非母语写作，却成功突破语言壁垒，在汉语文学领域树立典范。阿来以非母语创作出《尘埃落定》等经典，且其汉语写作能力在后期创作中仍不断精进，展现出罕见的语言适应力与艺术突破。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我们就远远低估了阿来。”

边缘处的中心书写

与会专家认为，阿来的创作也颠覆了传统"边地文学"的叙事范式——在《尘埃落定》中，土司制度的崩溃不是作为"他者"的奇观，而是现代性冲击下权力结构的普遍困境；《蘑菇圈》里对生态危机的呈现，既是对藏地传统的守望，也是对全球生态议题的回应。

阿来故乡的边缘性恰恰形成了其写作中天然的文化特质，这与他的民族身份密切相关。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看来，这种身份不仅是民族性的，更是现代性进程中的边缘存在。或许正因如此，他笔下的《尘埃落定》才如此引人瞩目——作品并非因藏族故事猎奇性取胜，而在于揭示了文明接壤地带“未知”的巧妙叙事。

"阿来笔下的川西藏区，实则是观察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棱镜。"《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指出，"当多数作家沉迷于都市叙事时，阿来坚持在文明接壤地带开掘，这种看似边缘的站位，反而获得了更广阔的叙事视野。在当代小说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阿来展开着大江大河般的叙事，令其作品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吞吐量。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侃将阿来喻为一种持续升温的蓄水池，从《尘埃落定》横空出世到《机村史诗》六部曲，阿来不断拓展文学半径，构建出宏阔的文明谱系。他特别指出阿来小说结构的革命性：花瓣式叙事等打破了线性传统，使汉语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一种文学的曲面。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扬特别提到阿来创作的跨媒介潜力："《尘埃落定》的戏剧改编已走过不少国家，这说明真正优秀的文学从来不受形式束缚。阿来作品中强烈的戏剧冲突和视觉意象，为多艺术门类改编提供了丰沃土壤。"

技术时代的文学坚守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阿来创作的独特性引发了特别关注。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朱丛迁指出："AI写作可以模仿情节结构，却难以复制阿来作品中那种深厚的文化记忆和生命体验。《格萨尔王》中蕴含的集体无意识，《尘埃落定》里流淌的情感温度，阿来的作品存在宗教社会历史记忆种种关系的引喻和链接，背后有其呼应传统信仰的记忆，这种具有人强烈感知的写作，是AI写作难以追逐的写作范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提出的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性叙事如何获得普遍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认为，阿来的创作给出了完美答案："《尘埃落定》看似写一个土司家族的命运，实则探讨了权力更迭的普遍规律；《机村史诗》表面记录一个村庄的变迁，实则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困境。阿来的作品突破了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的范式，展现了对现代性框架的深层思考。"